近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治疗领域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指南和共识的制定也不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即借鉴却不照搬。此举不仅彰显我国心血管疾病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更是对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负责和重视的体现。中国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SCC）2017心血管病临床国际论坛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风教授以我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风险预测及其应用为题，详尽介绍了国内外心血管病风险预测模型以及我国风险预测模型的应用。

新概念激起千层浪，

各国心血管风险预测模型应运而生

首先，顾东风教授谈及危险评分的背景：GDB 2015研究表明，心脑血管疾病是全球，也是我国最主要的疾病负担和死因，2015年全球死亡人口中，891万人归因为冠心病，632万人归因于脑卒中。因此，Framingham研究提出危险因素概念，在此基础上，引入危险分层或危险评分，用于识别心血管疾病高危个体。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危险因素常常聚集出现，因此，不能孤立看待某项危险因素，而是应将其作为整体，评价总体风险。

从美国心血管病风险预测模型发展史来看，从1976年FraminghamCVD风险预测到2013年ACC/AHA公布美国首次ASCVD事件的10年风险和终身风险计算器。美国的风险预测模型的因素在不断发生改变。而在欧洲，QRISK、QRISK2、SCORE等风险预测模型也纷纷推出并运用于该地区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WHO针对全球中低收入国家CVD风险预测推出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模型于2007年建立，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收缩压、吸烟、TC、糖尿病等。Globorisk则推出了Lab-based和Office-based风险评分以针对全球CVD风险预测，该风险评分可根据具体国家的危险因素平均水平和CVD发病率对模型进行调整。顾东风教授对其作出评价：“虽然该风险评分有适用于中国的评分表，但模型建立时没有中国的队列数据，且未在中国人群中进行验证。”

橘生北则为枳，

国外风险预测模型在中国水土不服

顾东风教授对风险评估模型的广泛应用给予积极评价，但同时他提出两个疑问：各风险预测是否适用于所有人群？实践中是否与指南存在距离？随后，他列举了国外模型的预测效果评估结果，实际观察vs.模型预测的Hard ASCVD发生风险比较：使用PCE模型预测风险明显高估了实际风险；实际观察vs.模型预测的Hard CHD发生风险比较：使用ATP Ⅲ模型预测风险明显高估了实际风险；实际观察vs.模型预测的CVD发生风险比较：使用ESC SCORE模型预测风险明显高估了实际风险。

国外风险评估模型应用于其当地的人群尚且如此，应用于中国人群的效果更难以令人满意：Framingham预测模型的中国数据验证了中国11个省的3万人，人群年龄在35～64岁之间，随访时间为10年，模型结局为Hard CHD，包括冠心病死亡和心梗，分析结果显示：Framingham预测模型趋向于高估中国人的冠心病风险。顾东风教授认为，以上研究提示模型和实际应用之间还存在差异，因此，我国的实践不能照搬外国指南，应开展自己的研究，开发适合中国人的风险预测模型。

合适即合理，

我国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模型建立

顾东风教授介绍了我国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模型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从1983年开始，我国就进行了冠心病预测的首次尝试，研究计算了首钢988名工人的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并与实际发病情况进行比较，正确率92.7%。随后，首钢队列继续推进，样本量扩大为5137人，平均随访20年，并最终鉴定出年龄、血压、血清总胆固醇和吸烟是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我国缺血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模型相对首钢队列纳入更多样本量，其建模样本量为9903人，验证样本量为1.7万人，年龄范围皆为35～69岁，随访时间分别为17年和11年，分别有371人和347人发生事件。该模型的结局为缺血性心血管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和卒中，纳入变量则包括：年龄、收缩压、BMI、血清总胆固醇、吸烟、糖尿病等。该模型的局限性为：因数据缺失被排除的人群比纳入的人群平均年龄大3.3岁；未考虑房颤、左心室肥厚、心衰；未考虑戒烟的影响；未考虑降压药的影响。

为真正解决我国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难题，ASCVD10年风险预测模型应运而生，该模型的建模组和验证组分别纳入2.7万人（InterAsia and ChinaMUCA 1998年队列人群）和10万人（ChinaMUCA 1992～1994队列人群1.4万人、CIMIC社区队列8.6万人），建模组随访时间12.3年，验证组随访时间为17.1年和5.9年。创建模型涵盖了年龄、TC、HDL-C、吸烟、糖尿病、腰围、南北方、城乡和ASCVD家族史等因素。用C-statistic（C-统计量）评价“China-PAR”模型的预测能力：男性C-统计量=0.79、女性C-统计量=0.81。用随机抽样、交叉验证的方法、Calibration卡方统计量检验，内部验证良好；预测的发病率与观察的ASCVD有较好的一致性。

ASCVD 10年风险预测模型与美国ASCVD的PCE模型相比，将我国队列人群的各危险因素数据代入美国PCE风险预测模型得到以美国PCE公式估计的风险预测概率，与实际观察到的事件发生率比较，美国PCE白人国内公式明显高估我国男性人群的发病风险。用黑人公式做上述分析可发现，我国男性、女性的ASCVD发病风险均被明显高估，针对美国队列人群开发的风险评估工具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ASCVD风险预测。顾东风教授还介绍了ASCVD10年风险预测模型在China-PAR评分和高血压危险分层中的应用，其应用效果表明，ASCVD10年风险预测模型非常适用于中国人群，对我国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最后，顾东风教授表示：心血管疾病的防控任重而道远，只有切实做好危险分层，积极开展危险因素防治，才能真正降低国人的心血管疾病负担，提高人民健康生活质量。

——Yang X, Li J, Hu D, et al. Predicting the 10-Year Risks of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Chinese Population: The China-PAR Project (Prediction for ASCVD Risk in China). Circulation, 2016, 134(19): 1430-1440.